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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Snyder，2022年4月28日
（譯按：Timothy Snyder專研東歐史，著有《血色大地》、《黑土》、《暴政》。在侵烏戰爭爆發後以多種語言多次在大眾媒體、學界及多國政界就事件撰文及發言。）
當普京否認烏克蘭國存在這一事實的時候，他在使用一種似曾相識的帝國話語。在過去五百年，歐洲征服者將他們遇到的其他社會稱為「部落」，視之為缺乏自我管治能力。從烏克蘭城市的殘骸，以及俄軍屠殺、強姦及強制遷移的行徑，我們可以看到聲稱一個國家不存在是一種準備將之摧毀的修辭。
帝國敘事將主體和對象分割。正如哲學家法農（Frantz Fanon）所論證，殖民者自視為帶著意義的主體，而被殖民者則是達致帝國願景的工具。十年前，當普京重返總統之位的時候，他採取了強硬的殖民觀點。在2012年，他將俄羅斯形容為一個「國家文明」，自然而然地吸收較小的文化，例如烏克蘭。翌年，他聲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過去在「精神上統一」。在去年7月一篇以「歷史上的統一」為題的長文，他論證烏克蘭和俄羅斯是單一個國家，擁有共同的起源。他看到的是一個必須透過暴力來恢復的崩壞世界。俄羅斯只能透過消滅烏克蘭來成就。
作為這種修辭以及隨之而來的毀滅性戰爭的對象，烏克蘭人了解這一切。烏克蘭當然有自己的歷史，烏克蘭人當然是一個民族。但帝國強行將其邊陲客體化，同時令中央失憶。因此今日俄羅斯帝國主義包含禁止認真討論蘇聯歷史的「記憶法」。以「戰爭」描述侵略烏克蘭被列為非法。指史太林在二戰初期是希特拉盟友同樣被列為非法——當時蘇聯攻打波蘭所用的理由，與普京侵烏的理由幾乎相同。在今年2月侵略剛開始的時候，俄羅斯出版社被下令將「烏克蘭」從教科書刪除。
面對克里姆林宮混雜著幻想和禁忌的官方話語，一種誘惑是提出相反的論述：永恆的不是俄羅斯而是烏克蘭，一直站在正確一方的不是俄羅斯而是烏克蘭，如此類推。然而烏克蘭的歷史帶給我們的，遠比單純提出相反的帝國論述更有意思。在歷史上，我們很早就看到烏克蘭的民族情緒。到了當代，與其說這個民族是反殖民——反抗一個特定的帝國強權，倒不如說它是後殖民——正在創造一些新事物。
今日被俄軍圍攻及轟炸醫院的烏克蘭南部在古代已為人所知。在雅典城邦的建城神話，女神雅典娜將橄欖樹贈予這個城市。事實上，雅典之所以可以種植橄欖，只是因為它從黑海海岸進口穀物。希臘人認識這片海岸，但不了解其內陸。他們將之幻想為被奇獸守衛的黃金與仙饈之地。在這裡已出現一種對烏克蘭的殖民觀點——這是一片幻想之地，奪得它的人就有做夢的權力。
Kyiv這個城市在古代並不存在（譯按：我會以烏克蘭文Київ的拉丁字母轉寫Kyiv指稱烏克蘭首都，而不稱之為「基輔」，讀到本文尾五段可知原因），但非常古老，約比莫斯科老五百年。它可能在第六或第七世紀建城，在所有希臘人見過或羅馬人控制過的領域以北。當時伊斯蘭教正在擴張，基督教變成歐洲的一部份。西羅馬帝國已滅亡，遺下一種由一名教皇統轄的基督教形式。東羅馬帝國（拜占庭）仍然存在，指揮我們今日所說的東正教會。在羅馬與君士坦丁堡爭奪信眾之時，Kyiv以東的人歸信伊斯蘭教。Kyiv人說一種沒有文字的斯拉夫語，信奉沒有偶像和廟宇的異教 。
普京願景中的「統一」與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一次洗禮有關。在第九世紀，一群稱為羅斯（Rus）的維京人抵達Kyiv。為了尋找奴隸貿易的向南航線，他們找到流經這個城市的第聶伯河。他們的首領奪取一片橫跨今日的烏克蘭、白羅斯以及俄羅斯東北部份的領土——Kyiv成為戰利品。在第十世紀末，一名叫華德瑪（Valdemar）的維京人在斯堪的納維亞軍隊協助下奪取這個城市。初時他以異教徒的身份統治。但在987年左右，拜占庭陷入內亂的時候，他意識到機會來了。他前往協助拜占庭皇帝，並迎娶其姊妹。期間，華德瑪改信基督教。
普京聲稱這一連串混亂的事件反映神讓俄羅斯和烏克蘭永遠結合的旨意。然而神的旨意很容易被人誤解——無論如何，現代國家在當時並不存在，「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兩個名詞在當時沒有意義。一如當時其他東歐的異教統治者，華德瑪在多個一神宗教之間為自己選取最合符策略的一個。此後「羅斯」不再代表維京奴隸商人，而是一個基督教政體。統治它的家族與其他家族聯婚，而當地人被當作用於被徵稅的臣民，而非被賣出的軀體。
然而當時沒有就Kyiv統治者死後權力如何繼承的規定。華德瑪娶了一個拜占庭公主為妻，但他還有6個妻子，以及數百人的後宮。他在1015年去世的時候，他囚禁兒子史維托波克（Sviatopolk），同時與另一兒子雅羅斯拉夫（Yaroslav）交戰。在父親死後，史維托波克獲釋，殺死三名兄弟，卻在戰場上敗給雅羅斯拉夫。華德瑪的其他兒子紛紛加入這場戰爭，直到1036年雅羅斯拉夫才正式統治。權力繼承的過程長達21年，期間至少10名華德瑪的兒子死去。
這些事件並不反映普京所聲稱的一個永恆帝國，但它們指向繼承原則的重要性——一個對今日烏克蘭-俄羅斯關係非常重要的課題。烏克蘭語對華德瑪（Valdemar）的轉寫是Volodymyr，烏克蘭總統的名字。在烏克蘭，權力透過民主選舉轉移：當弗拉迪米爾 · 澤連斯基在2019年贏得總統選舉，時任的總統接受落敗。俄語對同一名字的轉寫是Vladimir（普京的名字）。俄羅斯是脆弱的：它沒有權力繼承原則，因此當普京去世或被逼交出權力時，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死亡帶來的壓力確認了帝國思維。一名老去的暴君，沉迷建立自己的遺產，將之寄望於一個似乎指向永恆的幻象——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統一」。
在冰島史詩，雅羅斯拉夫的稱號是「瘸子」（the Lame）；在東歐，他是「智者」（the Wise），律法頒布者。然而他無法解決繼承問題。在他的統治下，周遭地區一再分裂。在1240年，蒙古人攻下Kyiv。稍後，大部份羅斯的故土由當時歐洲最大的國家，立陶宛大公國奪得。立陶宛從Kyiv取得政治制度和法律。此後兩世紀，立陶宛大公同樣統治波蘭。但到了1569年，隨著立陶宛王室絕後，波蘭立陶宛聯邦正規化，而烏克蘭被置於波蘭的統治範圍。
這是一個關鍵的轉變。在1569年之後，Kyiv不再是法律的來源，而是服從於法律下的被統治者——這正是殖民處境的原型。殖民統治把烏克蘭從羅斯的故土分割，其影響直到今日仍然存續，包括對中央政府抱懷疑態度、在危機來臨時自行組織，以及在強鄰在旁的時候堅持表達自己的自由。
在16及17世紀，所有來自歐洲的全球化力量都匯聚在烏克蘭。波蘭對烏克蘭的殖民在某程度上與歐洲殖民世界其他角落很相似。波蘭貴族引入土地管理制度，以及主要是猶太人的土地管理人。這種制度促進商業種植場的建立。烏克蘭本地的軍閥很快模仿這種制度，並快速採納了波蘭文化的元素，包括來自西方的天主教信仰和波蘭語。在地理大發現時代，烏克蘭農奴變成為全球市場服務。
烏克蘭被殖民與文藝復興發生在同一時代，當時波蘭文化大放異彩。正如其他文藝復興思想家，身處烏克蘭的波蘭學者令古代知識復甦，有時將之推翻。波蘭人哥伯尼推翻了托勒密（Ptolemy）的《天文學大全》（Almagest）。另一名波蘭人米周的馬斯耶（Maciej of Miechów）修訂了托勒密的《地理學》（Geography），釐清了烏克蘭這片「黃金與仙饈之地」的地圖。然而，正如古代，這片黑土的巨大財富再一次帶出一個問題，為何在此勞動及在此獲利的人，其命運會如此不同。
文藝復興也透過語言使用帶出身份的問題。那時整個歐洲都在辯論，究竟當時通用的拉丁文是否足以承載文化，還是是否應該把各地口語提升到足以承擔這個功能的高度？在14世紀初期，但丁在這個辯論當中選擇了意大利文。英國、法國、西班牙和波蘭的作家亦透過整理本地口語創造其他書寫語言。在烏克蘭，波蘭語體文蓋過烏克蘭口語，成為商業和知識精英的語言。這種現象很典型。波蘭語就像英語及意大利語那樣，是一種現代語言。但這不是烏克蘭的在地語言。烏克蘭對語言問題的答案是殖民的，而在其他歐洲國家，其答案可說是民主的。
宗教改革帶來類似結果。本地精英先改信新教，然後轉為羅馬天主教徒，進一步拉開他們與信奉東正教的平民的距離。殖民、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烏克蘭合流的結果很獨特。到了1640年代，處於少數的地主為說波蘭語的天主教徒，為他們工作的平民卻是說烏克蘭語的東正教徒。全球化帶來的差異和不平等，最終把人推向反抗。
今日在戰場的烏克蘭人不需依賴任何對歷史的幻想去對抗普京。如果有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先行者，就會是哥薩克（Cossaks），一群住在烏克蘭草原遠方的自由人。他們在第聶伯河上一個小島築起自己的堡壘。逃離波蘭的地主-農民制度後，他們可以選擇成為「已登記的哥薩克」，在波蘭軍隊作為僱傭兵。但他們仍沒有公民身份，想登記的人亦遠多於波蘭-立陶宛議會允許的名額。
起義在1648年爆發。卡梅涅斯基（Bohdan Khmelnytsky）這名有影響力的哥薩克不滿一名波蘭貴族搶奪他的土地及攻擊他兒子。他發現法律無法保障自己，因此組織其他哥薩克反抗那些說波蘭語的天主教貴族。人們在文化、宗教及經濟各方面累積的不滿很快把這場反抗轉化得很類似反殖民起義。他們不止攻擊貴族的軍隊，也廣泛攻擊波蘭人和猶太人。貴族報復農民和哥薩克，用木樁刺穿他們。波蘭-立陶宛騎兵與曾從屬他們的哥薩克步兵對抗，雙方都很清楚對方。
在1651年，哥薩克意識到他們需要幫助，因而轉向東方，陌生的莫斯科大公國（Muscovy）。羅斯崩潰的時候，立陶宛吸納其大部份領土，蒙古的繼承者取得其東北部的領土。在那裡，一個由稱為沙皇的統治者管治，稱為莫斯科的新城市開始一段不尋常的領土擴張時期，將其統治延伸到北亞洲。在1648年哥薩克起義開始之時，莫斯科的探索隊抵達太平洋。
烏克蘭的戰事把莫斯科的注意力吸引到歐洲。在1654年，哥薩克與沙皇代表簽署協議。莫斯科的軍隊從東面入侵波蘭-立陶宛，不久瑞典亦從北面入侵，引發在波蘭史上被稱為「大洪水」（Deluge）的危機。最終波蘭-立陶宛與莫斯科在1667年簽訂和約，烏克蘭以第聶伯河為界被一分為二。在存續千年過後，Kyiv第一次在政治上與莫斯科建立聯繫。
哥薩克起義有點像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問題是他們對一個殖民政權的反抗強化了另一個殖民政權。在1721年，莫斯科大公國挪用羅斯的名稱，更名為俄羅斯帝國。波蘭-立陶宛在「大洪水」過後則從未復原，更在1772及1795年兩次被瓜分而滅亡。俄羅斯因而取得大部份烏克蘭領土，除了西部稱為加利西亞（Galicia）的地區被哈布斯堡皇室吞併。同一時期，哥薩克在1775年失去他們的地位。他們沒有得到本來想要的政治權利，支持他們的農民亦沒有奪回對黑土的控制。雖然統治權落入俄羅斯人手上，波蘭地主仍然留在烏克蘭。
普京的烏克蘭論述與命運相關，而烏克蘭人對哥薩克的回憶與未完成的願望相關。烏克蘭的國歌在1862年寫成，提到一個尚未被命運眷顧的年輕人，終有一天會證明「哥薩克民族」的價值。
19世紀是國族意識覺醒的年代。當烏克蘭民族運動在帝俄治下的哈爾可夫（Kharkov），亦即今日被炸成廢墟的哈爾基夫（Kharkiv）誕生時，焦點放在哥薩克遺產。接下來的是在人民當中發現歷史，證明文化的存續。初時這些努力看來不會威脅帝俄的統治。但在1856年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被打敗，在1863及1864年的波蘭起義被冒犯後，烏克蘭文化被宣佈為不存在，被形容為波蘭精英的發明。在那篇關於「歷史上的統一」的長文，普京也重覆這種說法。其後烏克蘭思想家移居到可以暢所欲言的加利西亞。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民族自決原則，向被統治的民族承諾從帝國統治中解放。然而實際上，這個原則經常被用來挽救舊帝國，或建立新的帝國。俄羅斯帝國在1917年因革命崩潰時，一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родна Республіка）成立。在1918年，奧地利和德國承認這個國家以換取糧食。美國的威爾遜總統倡議民族自決，但他的盟友無視烏克蘭，反而接受波蘭的說法。列寧也使用民族自決原則，但僅限於使用民族問題推動階級革命。很快，烏克蘭就變成俄羅斯內戰的中心。紅軍和白軍爭奪帝國的統治權，然而雙方都拒絕烏克蘭的主權。在這場長達4年的恐怖戰爭當中，數百萬人死亡，當中包括數萬猶太人。
雖然紅軍最終獲勝，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仍深知他們必需處理烏克蘭問題。普京聲稱布爾什維克創造了烏克蘭，但事實更加接近其相反。布爾什維克摧毀了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由於意識到烏克蘭身份真實並廣受認同，他們設計了新的政體處理。蘇聯作為一個聯邦制並以國族命名各邦的國家，很大程度得歸功於烏克蘭。
烏克蘭失敗的民族自決並非個別例子。在一戰後二十多年，幾乎所有在一戰後產生的新國家都被納粹、蘇聯，或兩者一同摧毀了。在納粹和蘇聯的政治想像當中，烏克蘭是一片能讓它們打破戰後秩序，並按其意願改造世界的土地。正如在16世紀，再一次世界歷史上所有動力都聚焦在這個國家之上。
史太林推動內部殖民，透過剝削農民令蘇聯經濟得以模仿並最終超越資本主義。他的集體農業政策從農民手上奪去土地，在烏克蘭特別不受歡迎，即使革命終於趕走大部份為波蘭人的地主。然而烏克蘭的黑土是史太林的計劃的核心，他採取行動將之征服。在1932至1933年，他採取一系列措施，導致四百萬人死於飢餓或相關疾病。蘇聯文宣聲稱是烏克蘭人自殺以污衊蘇聯統治——與普京今日的文宣非常相似。而嘗試救濟烏克蘭人的歐洲人被蘇聯文宣污衊為納粹。
看到史太林製造的飢荒，真正的納粹發現烏克蘭農業可以被用來為他們自己的帝國擴張服務。希特拉希望推翻蘇聯，將蘇聯城市變為空城，並將整個蘇聯西部變成殖民地。他對烏克蘭人的觀點完全是殖民的。他想像他可透過驅逐和飢餓消滅數百萬烏克蘭人，並奴役剩下的人。是希特拉對烏克蘭的野心導致數百萬猶太人落入德國手上。從這個角度看，納粹對烏克蘭的殖民邏輯是大屠殺的必要條件。
在1933至1945年間，蘇聯及納粹的殖民主義把烏克蘭變成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在烏克蘭被殺的平民比世上任何一個其他地方更多。軍人方面，在對抗納粹的戰爭中死去的烏克蘭人比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加起來還多。
歐戰的主要戰場是1941至1945年納粹和蘇聯對烏克蘭的爭奪。但在1939年戰爭爆發的時候，蘇聯和德國事實上是盟友，聯手入侵波蘭。當時，在今日的烏克蘭西部及波蘭東南部，一群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加入德國，認為這樣可以摧毀蘇聯。到了德國明顯將會戰敗時，他們離開德軍，在1943至1944年間對波蘭人進行種族滅絕，其後轉為對抗蘇聯。在普京的文宣，他們被塑造成永恆的惡棍，需要為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的差異負上全責。諷刺的是，他們的冒起全因史太林與希特拉的合作。他們最終被蘇聯的反擊摧毀，時至今日極右在烏克蘭選舉僅獲1至2%選票。同一時間在波蘭，那些被烏克蘭民族主義所殺的人的子孫接納了接近三百萬名烏克蘭難民，提醒我們在述說永恆受害人的故事之外，我們有別的方法看待歷史。
二戰過後，烏克蘭西部被納入蘇維埃烏克蘭管治。由於曾被德國佔領，烏克蘭一直被蘇聯猜疑。當局製造了烏克蘭人的集體罪責，以合理化對烏克蘭文化的新管制。這個「我們懲罰你，因此你必須有罪」的循環論證在今日俄羅斯的文宣仍然被反覆使用。俄羅斯外長拉夫諾夫稱俄羅斯必須入侵烏克蘭，因為烏克蘭可能會發動戰爭。持有相同論述的普京更清晰地使用史太林的話語：你必須明白，蘇聯在二戰的勝利確立俄羅斯永遠正義，烏克蘭永遠有罪。在侵烏俄軍的喪禮，哀傷的父母被告知他們的兒子被納粹所殺。
正如各種混亂而具爭議性的課題的歷史，烏克蘭被殖民的歷史可幫助我們擺脫各種迷思。普京從歷史得到多種版本的殖民論述，他將之結合並激化。歷史同樣令我們容易陷入一種剝削的語言：當我們用「烏克蘭地區」而非「烏克蘭」去指稱這個國家，或以俄語發音讀出這個國家首都的名稱（譯按：即「基輔」或Kiev），或表現得好像美國人有資格告訴烏克蘭人怎樣爭取和平的時候，我們就有份延續帝國主義話語。
跟普京的帝國主義相比，烏克蘭的國家話語沒那麼一貫，亦因此較可信，較人性化。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烏克蘭變成獨立國家。自此以後，這個國家的政治充滿貪污和不平等，但民主精神亦與民族意識一同滋長。在2004年，群眾運動阻止了操縱選舉的圖謀。在2014年，數百萬烏克蘭人上街反抗一個疏遠歐盟的總統。抗爭者被屠殺，總統逃走，而俄羅斯首次入侵烏克蘭。一次又一次，烏克蘭人選出爭取與俄羅斯和解的總統，這種努力一次又一次失敗了。澤連斯基是極端例子——他開啟了和平的平台，卻換來入侵。
烏克蘭是一個後殖民國家，它並不以反剝削或接受剝削界定自己，有時甚至高舉其中的複雜性。烏克蘭人大都通曉兩種語言，烏克蘭軍人對其侵略者的語言就如自己的母語那樣熟悉。他們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作戰，依賴在地社群支援。這些社群之間有很大差異，但他們一同捍衛烏克蘭這個政治實體。這是一件很感人的事實。國家作為一個小型帝國的這種模式，以較小規模複製不平等，並以令人混淆的身份推動同質性，正導向自身的內耗。若我們希望在21世紀仍有民主國家，我們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複雜性。在烏克蘭，這是一種常識。
垂暮帝國與一種新的國家形態的對比，充份反應在澤連斯基身上。他存在本身已顯出普京的意識形態有多荒謬。在1978年出生的他是蘇聯的孩子。他在家裡說俄語。他的猶太人背景提醒我們，民主可以是多文化的。他沒有對俄羅斯帝國主義說太多，而只是存在著，然而比其強鄰更有智慧。他不需要模仿普京，他只需要現身，透過每天的言行作為國人的精神支柱。
烏克蘭人透過直接的團結行動彰顯其國族的存在。他們抵抗俄羅斯，並非出於某種缺失或差異，也不是因為他們不是俄羅斯人或排斥俄羅斯人。他們的抵抗是本質性的——對抗俄羅斯殖民主義帶來的滅國危機，對抗這場擺明車馬為了「解決烏克蘭問題」而發動的滅國戰爭。烏克蘭人深知這不是一個要回答的問題，而是一個個要被活出的生命，哪怕要面對威脅。他們抵抗，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誰。在俄羅斯入侵初期，當俄羅斯文宣聲稱澤連斯基已逃出Kyiv的時候，他拍了最早的一些短片。在片中，澤連斯基把鏡頭對著自己說：「總統就在這裡」。沒錯，烏克蘭就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