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同意林輝煌法官更多！測謊真的只是偵查手段而已，並不是證據，我國法律應該修法明文排除其證據能力。
「八、【法官的看法】
(一)【尚難全然依憑右揭測謊報告，推論犯罪事實之存在】
法務部調查局測謊專員李復國所發表之專文－測謊技術之理論與實際－（刊載於律師雜誌第二百零八期八十六年一月號）載明：
測謊之理論依據
(1)當外在環境有明顯而立即危險時，人類本能驅使其自衛，此一本能即生理上自主神經系統迅速釋放能量，使內分泌、呼吸、脈搏及血液循環加速，使之有能量應付危機。
(2)測謊之所以能從犯罪嫌疑人之生理異常研判犯罪行為之有無在於，人皆有記憶，喜怒哀樂之記憶均可造成情緒之波動，進而引發生理之異常，此能引起情緒波動者統稱為「刺激」，犯罪嫌疑人從事犯罪行為雖未被發現，但行為過程已轉化為記憶，此一記憶必令其焦慮不安，恐為人發現遭受法律制裁，故不論其獨處或面臨訊問時，此焦慮不安之情緒必有明顯而異常之反應。
(3)然而因疾病因素亦可造成生理之反應異常，故遇受測者有疾病或其他不適時，即應避免測試，以免影響研判之正確性。
測謊程序
(1)測前會談
瞭解受測者身心狀態是否合於測謊條件，同時使其明瞭測試內容，若其對於測試過程有任何疑難，給予明確解答，必使其無任何疑義後方可進行實際測試。
(2)實際測試
以問卷形式之問題詢問受測者並記錄並記錄其生理反應，每一問卷必須以以再測法測試後，依據二次以上之記錄進行研判。就實務言，不論有無涉案受測者對相關問題均會有所反應，必待二次測試方能獲得明確之反應，若經過兩三次之測試仍不能獲得可供研判之反應，即應做不能研判之結論。
(3)測後會談
美國測謊法規定，測謊會談之目的在於告知受測者測謊結果。等語。在此一前提下，本院以為：
測謊並不等同於積極之犯罪證據，而只是：
(1)以測謊作為偵查手段，即於案情不明朗時，以測謊方法突破嫌疑人心防，取得自白或發現其他偵查方向。
(2)增加或削弱受測者供詞之信度。
惟可能導致情緒激動反應的因素，難以侷限於「說謊」一項，是以，不應以鑑定報告指被告在特定問題上，表示「稱：‧‧‧，經測試呈情緒波動反應，研判有說謊」，即遽然採信測謊專家之鑑定結果，全盤反面推論出犯罪事實。
本案之上述測謊報告，同時載明「‧‧二、戊○○精神分裂，不宜測試。」
本院認為：
(1)因為受託測謊機關未能對檢察官囑託之對戊○○待測事項「一、槍擊張永隆之貝瑞塔手槍及子彈是否甲○○所交付？二、九十年五月十二日及九十年五月十四日各交付一萬元，由丁○○電匯十九萬元予甲○○，交款目的買槍？」（見九十年度他字第六三二號卷第五四頁）致無法取得與「一、甲○○稱：其未交付繫案手槍予戊○○，經測試呈情緒波動反應」之比對結果，以進一步研判鑑定結果之可信度，誠屬可惜。
(2)靜萱療養院曾於九十年六月一日出具戊○○的診斷證明書，病名為「焦慮性精神官能症」（見九十年度偵字第二二八二號卷第一一頁背面），辯護人因而質疑戊○○的精神狀態有異，所謂「槍彈來自於甲○○」之指述可能失真，本院乃應辯護人之要求，向該療養院函詢「戊○○之病徵如何，是否會影響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該院於九十一年六月四日，以靜字第九一二０號函，答覆本院「一、戊○○先生於九十年五月十日第一次初診，當時症狀為胡思亂想、擔心、害怕、頭暈、頭痛、胸悶、脾氣不好、會鑽牛角尖、失眠等。根據以上之臨床現象，合乎焦慮性精神官能症之診斷。二、焦慮性精神官能症，並不屬於精神耗弱，也不是精神喪失，自然不會影響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即使有影響，程度上僅是輕度。三、如果是精神分裂病或情感性精神病，則屬於重大傷害，會影響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八七頁）從而：
右揭測謊報告記載之「戊○○精神分裂」，與靜萱療養院「戊○○焦慮性精神官能症」之診斷，即有出入。
而測謊報告所謂「不宜測試」之判斷，亦與靜萱療養院所謂「焦慮性精神官能症，並不屬於精神耗弱，也不是精神喪失，自然不會影響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即使有影響，程度上僅是輕度」之判斷，亦不相同。
(3)就該測謊報告對於戊○○之判斷，本院較為相信靜萱療養院之專業判斷，因而對於該測謊機關之判斷，抱持保留之態度。當然，這也使得本院對於該測謊機關就甲○○部分之測謊判斷，亦持保留之態度。
(二)【戊○○指槍彈係乙○○所交付，有可能是挾怨報復、設詞誣陷】什麼原因促使戊○○在案發八天後，突然具狀向檢察官自白說槍彈是甲○○交付的呢？
戊○○的理由是「以勵被告改過向善之決心」「我想要坦白說就實在的說」其妻丁○○則說「我們檢舉他不是為了脫罪，怕被告將槍拿去賣，他造成危害社會」，均業如前述。
然而，一個不甘心被積欠債務，就到債務人住處開槍示威的人，是依循著什麼原則在行事呢？應該是依循著「恩義」，而不是依循著「是非」吧！
如果戊○○說的「甲○○要借款二十萬元，提供該等槍彈供為借款之擔保，表明槍彈置於戊○○處，暫時歸屬戊○○所有，惟若於短時間內，伊將該二十萬元返還，該槍枝伊得再買回去」則以一把制式手槍、六發子彈，當了二十萬元，市價應該是相當的。從而，在流當之後，槍彈歸屬於戊○○，戊○○可以隨意使用，雙方已兩不相欠。甚且，戊○○鬱悶甚久，該把槍枝讓他得以出一口怨氣，戊○○應該會多少感念甲○○的。而為了與張永隆的債務糾紛，自己去開的槍，因而受點刑事處罰，也是自然、合理的事，何苦要供出槍枝來源？
至於在利害的算計上，既是自己去開的槍，乙○○也早於九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向警察供出實情，戊○○自己也接著於九十年六月一日承認犯行，則再於九十年六月八日供出槍彈來源，除了構成法定的減刑事由外，卻又要被責怪為「不義」。則對於一個必須在現今台灣社會立足，需要被一般以「恩義」行事的人所認同的戊○○來說，何以會有如此的「出賣」行為，是不易解釋的。
從而，本院認為，戊○○向檢察官指稱槍枝是甲○○所交付云云，基於「強烈的是非感」「避免戊○○再賣槍危害社會」的可能性是極低的，反而可能是由於甲○○做了對戊○○不恩、不義的行為。
戊○○之妻丁○○於九十年五月十四日電匯十九萬元予甲○○一節，是十分明確的事。至於電匯該款的原因，雙方各說各話：
(1)戊○○說是甲○○提供槍彈借的款。
(2)甲○○說是丁○○要求他助選，給的競選經費。
本院認為，丁○○也承認曾請求甲○○協助競選，而甲○○確也是民主進步黨雲林縣黨部執行委員，則此一說法即非全然無稽，而有幾分可能。
至於為什麼戊○○要說槍枝是甲○○給的，雙方也各說各話：
(1)戊○○夫婦說的是因為要「坦白」「避免戊○○再賣槍危害社會」。
(2)甲○○說的是他把丁○○給的競選經費私用了，被戊○○夫婦發現，不願原諒，而誣指給槍。
本院認為：
(1)基於前述戊○○的行事風格，所謂「坦白」「維護社會治安」的理由，不易被本院採信。
(2)戊○○會因為張永隆欠錢不還，而開槍示威，則以其患有「焦慮性精神官能症，症狀為胡思亂想、擔心、害怕、頭暈、頭痛、胸悶、脾氣不好、會鑽牛角尖、失眠」的情形，也可能會要出一口被甲○○背叛的悶氣，在槍擊案案發後，順便對甲○○栽贓，誣指槍枝為甲○○交付。
(3)以戊○○遵循「恩義」行事的性格，九十年六月八日的自白狀中，指出「於九十年五月三十日，被告戊○○在邀乙○○駕駛汽車搭載其前往永隆沙發行之際，即有告知乙○○是要準備至該處開槍示威，經過其自願同意後‧‧‧」亦可能是基於「恩義」的行事風格。本院認為，即便是乙○○知情，然而，乙○○是一個與張永隆毫無恩怨的伙計，只因為老闆與張永的恩怨，就出力相挺，案發後，何以老闆不自己受處罰就夠了，還要多咬出伙計來？本院認為，這可能就是因為伙計向警察供出老闆涉案，老闆認為伙計不恩、不義！
(4)從而，本院認為，也有可能是：戊○○被張永隆夫婦及小姨子林秀燕欠錢不還，且「胡思亂想、脾氣不好、鑽牛角尖、失眠」，乃到張永隆住處開槍洩恨；之後，情緒並未改善，還是一樣「胡思亂想、脾氣不好、鑽牛角尖、失眠」，於是在九十年六月八日寫了自白狀，同時對背棄他的甲○○、乙○○洩恨。
(5)本院甚至揣測，該十九萬元或許也不是什麼競選經費，而只是單純的借款。借錢不還也就罷了，甲○○竟然還在選舉時幫助丁○○的對手，戊○○因而想要出一口怨氣，決意讓甲○○見識背叛的下場罷了。
(三)【證人乙○○於檢察官訊問時，指稱看到被告甲○○交付槍枝給戊○○云云，可能是出於戊○○之設計，而非出於自由意志】
作證就作證，為什麼要先簽一份切結書，切結證述之內容？既簽了切結書，則為何到了檢察官訊問時，又說不知情，待檢察官提示了該切結書，始又供述了切結書所載內容。此等情形，在在顯示證人乙○○作證的過程並不尋常。從而，乙○○事後指稱被設計、威脅等語，自有幾分可能。
而戊○○原先供述「（問：被告拿槍給你何人知道？）只有我們二人。」嗣後卻又說乙○○看到，益發顯得乙○○可能是事後被戊○○強迫偽證。此自戊○○、乙○○均於警訊時，指稱乙○○應徵於九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起擔任戊○○之司機，則乙○○何以同年月十二日就到戊○○家裡走動？
(四)【被告甲○○初供未坦承認識戊○○、未坦承收到丁○○匯款十九萬元，可能只是過度防衛】誠如檢察官指述的，甲○○初供並未坦承認識戊○○、未坦承收到丁○○匯款十九萬元。然而，一個人對警察、檢察官、法官的發問說謊，也有可能只是過度防衛，致對於與本案可能牽掛上的問題均一概加以否認，目的只為了避免牽扯，不願被懷疑與此事有關，而不必然表示對於犯罪事實的否認也是在說謊。
九、【國家官署之最重要職責】
近代立憲主義國家，其組織理論係以國家契約說為核心，大意為：一群人之所以願意共同建立國家，不外要組織有力的共同體，僱用公僕，對外抵禦敵人之侵略、對內處理公共事務。而防止任何國民在任何一個角落被害，乃國家組成之最重要目的。是以，國家官署最重要之職責在於：
(一)設置軍隊，防止國民被敵人屠殺。
(二)設路燈，照亮每個黑暗的角落，使每個國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角落，安全地生活。
(三)聘僱警察，在社會各個角落巡邏，保護國民，並追查犯罪者。
(四)基於同樣地理由，防止任何國民在法庭內被害，也成為國家官署重要之職責。
而且：
這也是為什麼要在警察、檢察官所隸屬的政府之外，設置法院，以審查檢察官處罰國民之請求的理由。
非但如此，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立法者要求「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 ），且要求法院在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時，法院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同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此等規定，正足以彰顯，防止國民在法庭內被害，乃法院最重要的職責。亦即，法院不是政府，法官不是政府的一員，不與檢察官、警察人員共同擔負犯罪追訴、治安維護的責任。
因著證據的零散、欠缺，致不具神力的警察、檢察官，有時難以使過去的事件完全再現。此時，同樣欠缺神助、能力有限的法官，若勉強認定某個人做了某件事，而剝奪其自由，即有誤判的可能。此時，可能未能將真正的犯罪者繩之以法，反而加害了一個無辜的國民。因而，在個案中，法官對事實真相不能把握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明白要求法官：寧可縱放，也不能製造冤獄、陷害無辜。
從而，法官應切記自己的能力十分普通，提醒自己對很多事情非常無知。因 此，對於「破案」不能存著急切、絕對的心態，以避免國民在法庭內被害。
十、【證明犯罪與推定無罪】
(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惟本於無罪推定原則（同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後段、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被告除不負有自證己罪之義務外，尚且不負有自證清白之義務。
(二)本於證據裁判主義之要求（同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認定犯罪事實應採嚴格證明程序。惟對檢察官所提對被告之不利證據，存在著合理可疑而難以被採納時，該等合理可疑，固然可以是本於證據，也可以是本於經驗法則的推斷、揣測，而不須嚴格證明。其理由乃在於無罪推定原則。亦即，無罪是被推定的，不是被證明的。
十一、【本案之結論】
犯罪嫌疑滿身，並不等於事實已被證明無訛。本案被告甲○○，正如檢察官所說的，有許多嫌疑。然而，在本院揣想、推斷的諸多可能狀況併存下，法官對本案真相的判斷，沒有把握，乃不得不對被告甲○○為無罪宣告。然而，經本院宣告無罪的被告甲○○，也沒能證明自己清白，仍然嫌疑隨身。」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90重訴7號判決：http://bit.ly/2tt0Av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