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高等法院法官郭豫珍表示，犯罪手法日新月異，法律卻跟不上，她認為M化車僅以訊號定位，無法顯示地址、精確定位，無行為人行動影像或對話，未妨害秘密。」
一不小心看到這個好幾天前的舊新聞，研究了一下，我個人比較認同地院（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易字第164號刑事判決）與最高法院（最高法院110台上字第4549號刑事判決）的見解，並參考《https://readerspace.com.tw/20230201-1/》，『「M化車」所取得之手機識別碼及位置資訊，均係可連結辨識與該手機使用者相關個人資料之中介資訊，而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之範圍。』因此，警方使用M化車取得嫌疑人的即時位置資訊（所謂定位追蹤），應屬於一種犯罪偵查的跟蹤監視作為，而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保障的秘密通訊自由、有無核發監聽票或其「調取通聯條款」並無關係。
我更同意最高法院所述，警方即使取得搜索票，仍不能使得其使用M化車定位追蹤嫌疑人的作為合法，這是因為『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搜索，係物理性侵入有形空間或侵害受搜索人財產權而對其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進行蒐證，以保全已存在之證據資料，而避免該資料遭隱匿或湮滅之危險。因此其所謂電磁紀錄，係指已儲存在電子載體內或網路雲端空間之數位資料而言，且搜索之執行，法律賦予受搜索人在場權，亦非以秘密方式為之。而「M化車」科技偵查，則在目標對象不知情下，秘密截取其所持用手機現在即時及未來自動傳輸訊號之情形，並不符合現行法搜索規定之要件，因此雖均基於蒐證之目的而為，然二者之概念、方法及本質均不相同。況且，刑事訴訟法對於搜索僅規定「必要時」得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搜索，並未以「合理隱私期待」之有無作為核發搜索票之前提要件，此與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範人民有不受不合理搜索扣押之權利，採取「合理隱私期待基準」作為判斷是否構成搜索原因，而決定令狀適用範圍之情形，亦顯不相同，因此亦難以透過合理隱私期待之概念，來證立偵查機關以「M化車」科技方式秘密取得人民私密資料之偵查作為，係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規定所允許之偵查手段，或得以類推適用現行法關於搜索之規定。』
結論：因此，警方目前使用「M 化車」進行定位追蹤，即使有取得監聽票與搜索票，都無法在現行法規裡找到法律授權依據，是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違法取證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亦宣告GPS定位追蹤欠缺法律授權依據，而為違法取證行為。）
最高法院接著又說，（我國違法取證的證據並非一律排除，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四規定，判斷違法取證之證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因此證據之取得若非依法定程序而為，則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外，關於其證據適格性，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查國家機關是否恣意、惡意違法取證（即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所違反取證規範之保護目的（即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違法取證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及依法定程序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權衡基本人權保障與社會公共利益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均衡原則，判斷該違法取證之證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而決定是否禁止使用該證據。若權衡結果認違法取得之證據，應禁止使用，則應進一步判斷該禁止使用之違法取得證據之放射效力，對於循合法程序衍生取得之第二次以上證據（下稱衍生證據），依其與第一次違法取證行為，是否具有前後因果直接關聯或係個別獨立之偵查行為，作為該衍生證據是否在禁止使用之證據放射效力範圍，而應否排除使用之判斷標準。』，殊值贊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