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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0日 星期日

陳建國被訴竊盜自殺案的國賠問題

這裡的相當因果關係指的是,無此原因則必不發生這結果,有此原因則通常皆會發生如此結果。
高院與地院皆認為本案當事人之未待審判自殺之「結果」,與粘姓員警遲至起訴前一天始提供檢察官該當事人於本案對其有利的不在場證據,而且檢察官無視該證據仍然將其起訴的「原因」之間,「不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是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法院的審判仍有極大機會會還其清白,且所涉並非重罪,即使被判有罪也有很大機會獲得緩刑,所以一般人若遭此不當起訴,會奮力替己辯護,至少也會等到一審判決出爐,不太可能會這麼早就放棄或就選擇以死明志了。
所以,法院駁回家屬請求理由為:「……然陳建國自殺身亡,與被上訴人所屬承辦員警粘峻碩、黃嘉和之上開過失,並無有相當因果關係,難認其等因執行職務之過失,而侵害陳建國之生命權,亦如上述,揆諸上開規定,上訴人自無從依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項、第5條及民法第19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為陳建國支出喪葬費之損害。……」
在這一點上,法律人的判斷,可能與社會大眾的情感判斷結果是不同的。





JIRS.JUDICIAL.GOV.TW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5年度上國易字第19號上訴人陳金束訴訟代理人方南山律師被上訴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法定代理人黃家琦訴訟代理人張容瑞楊麗俐宋承翰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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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達 其實法律上「因果關係」的判斷是一種價值衡量,也是法院實踐社會公平正義的工具。問題在於,我們的法官要不要多點智慧和用心,多點同理心和正義感。
Vincent Chen 我想當事人應該是分不清楚檢察官與法官的差別,或不認為法院能夠還他清白,才會選擇在被起訴後就輕生的。(為什麼會不當起訴,又為什麼民眾不相信法院能還他清白,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我認為法官在國賠訴訟不能當濫好人,因為判賠的錢可都是全國納稅人的錢呀。
吳俊達 一、認定法律上有因果關係,導正錯誤偵查行為,再用「與有過失」去酌減賠償金額。

二、這件看起來,原告也只有請求喪葬費用,金額是能高到哪去?法院擔心的,應該是放寬認定創造先例的效應。這直接影響民事法院自己的工作量。
Vincent Chen 法院若認定當事人與有過失的話,一定會被罵臭頭的啦。

相當因果關係條件放寬了,就會天下大亂了。(但以律師立場來說,當然是好事。)
吳俊達 一、民法第217條其實是一個平衡全有全無的好工具。

二、法律上因果關係本來就是「法能否與時俱進」的關鍵。


向來,在依照「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判斷會產生不合理的結果時,讓「規範保護目的理論」介入非常合理。

遺書內容本身已經足以證明了「自殺」和「遭冤枉」之間的條件關係,問題卡在「相當性」這個要件。

我們可以思考「被害人遭強制性交而自殺」的案例。

依照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614號刑事判例,刑法第226條第2項關於強姦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之規定,在有強姦已遂或未遂之事實,及被害人因此事實而羞忿自殺者,只要證據可排除其他原因,即可適用該條論處。

換言之,法律上因果關係的建構,仍是「法益保護」的問題。
Vincent Chen 吳俊達 雖然我個人並不贊同放寬相當因果關係關於相當性的判準,但我同意你的看法,在立法論上與法律適用上都可以再努力為類似的個案尋找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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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與檢察官可以「草率」一點?
針對這兩個觀察,我的想法是,從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來看,法院的認定雖不是沒有依據,但對於警察與檢察官是否達到自身所適用的心證門檻,審查標準太寬鬆。刑事訴訟法的確讓檢察官有終結偵查,決定起訴與否的權限,也讓檢察官的起訴門檻與法院的定罪門檻不一。各個處分的門檻不一,跟角色分工與決定後果嚴重程度有很大的關聯。法院定罪之後的後果最嚴重,所以程序要求最嚴謹,證據門檻也最高。然而,適用比法院低的心證門檻,意思並不是讓警察或檢察官可以「草率一些」。具有偵查與起訴裁量權限的警察與檢察官,依然必須對手上的案件謹慎審查,分層把關,如此才能儘早篩選掉那些不應該陷入刑事司法體系的案件與人,不至於給予人民不必要的負擔。以本案為例,如果警察與檢察官早一點把被告的不在場證明當一回事,因而能夠更仔細調查本案的錄影證據,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確切的證據證明被告有罪,被告或許根本不會被移送,也根本不會被起訴。
上述這種「後頭有人把關就好」的心態,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問題更大。現實是,偵查經驗經常不如警察的檢察官,對於案件的理解,相當程度仰賴警察的調查與過濾。案情走向,誰是可疑的犯罪者,警察如何判斷,都對於案件的後續處理有頗為實質的影響。因此,倘若警察的心態是:反正我時間有限,反正起訴的決定權在檢察官,檢察官會在後頭把關,因而沒有認真釐清案情。一旦檢察官手上案件過多,心裡同樣想著「反正我時間有限,反正有罪無罪決定權在法院,讓法院去釐清被告的不在場證據是否成立,讓法院去決定就可以」,就容易出現相關證據並未被嚴格把關,卻被草率移送與起訴的情況。警察把該負的責任被推給檢察官,檢察官該負的責任又被推給法院,至於被草率偵查與起訴的不利益,就由那個說破嘴卻不被相信的被告承擔。
爭取無罪判決何其煎熬
被檢察官高度期待的法院就能給蒙冤的被告正義嗎?依照我國實務生態,即便被告運氣好,遇到把無罪推定原則認真當一回事的法官,在一審得到無罪的判決,他也有可能會因為檢察官上訴,來來回回拖磨好幾年。運氣不好,可能一路被判有罪,只能自己爭取再審期待冤案被平反(同場加映:10年申冤路…警「一字之差」誣婦肇逃 她怒考律師平反)。這種痛苦,不是一句「只要被告真的沒做,法官終究會明察秋毫,判被告無罪」可以概括的。無罪判決當然可以讓被告喜極而泣,但是起訴之後爭取無罪判決的煎熬,人生所受到的影響,難道可以因為無罪判決而被忽視?被告被草率偵查起訴的痛苦,怎麼會因為反應比一般人強烈(自殺),反而失落在因果關係的證明上而不存在?
」
6月8日監察院審查通過監委高鳳仙及高涌誠的提案,彈劾新北市員警粘峻碩…
UPMEDIA.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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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的彈劾報告,其實已經說明了本案似有相當因果關係。
「監察委員高鳳仙及高涌誠表示,涉案檢警違失情節如下:
一、粘峻碩於任職板橋分局板橋派出所員警期間(現任板橋分局沙崙派出所員警),受理全家便利商店於102年6月26日遭竊遊戲光碟案,明知超商及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均無法證明陳建國為竊嫌,且陳建國已提出不在場證明發票,不僅未附卷移送檢方,且未將陳建國不在場證明供述記明筆錄,其所製作之翻拍照片6張錯植時間,有誤導檢察官心證之重大違失,復未依法扣押贓物,未隨案移送全家便利商店失竊錄影畫面,未妥適保全超商及路口監視畫面並移送檢方,路口監視影像及翻拍照片未提示讓陳建國指認辯駁,違反刑事訴訟法及警察犯罪偵查手冊之規定,核有重大違失。
二、詹騏瑋於任職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期間(現任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雖據被害人指認陳建國為竊嫌,惟實務上不乏被害人因記憶等因素而發生指認錯誤之案例,況本案告訴人並非當場查獲竊盜,而係事後依憑店內監視畫面及回憶,有指認錯誤之風險,且刑事訴訟法明定檢察官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事項應一併注意,故仍應詳查其他犯罪事證。經查,相關事證無法證明陳建國涉嫌犯罪,竟於訊問時聲稱嫌犯看起來就是陳建國,並多次建議雙方和解,引發陳建國及其家屬質疑偏頗不公,復未將路口監視影像及翻拍照片提示供陳建國指認辯駁,且忽視陳建國所提極具證據證明力之不在場證明,再以顯然無法證明陳建國為竊嫌之錄影畫面、照片等作為證物,草率將陳建國以涉犯竊盜罪嫌提起公訴,嗣陳建國自覺蒙受冤屈無處申冤而留下遺書後自殺身亡,核有明確違失。」

本所因曾一度受託參與協助向監察院陳情部份,為免新聞稿過於簡略,特就本案特定重點,簡要補充說明。
本件刑事一審雖然是公訴不受理,但是法院因為辯護人蘇衍維律師的請求,在準備程序中播放被告遺言錄音,同時,刑事一審法院就該案的超商錄影畫面,主動作成勘驗摘要附卷。勘驗摘要可以參考新北地院105年度國字第1號民事判決記載:「嗣本院103年度審易字第1259號被告陳建國竊盜案件於103年5月29日第一次準備程序期日時,陳建國之選任辯護人蘇衍維律師仍為陳建國辯護,並請求當庭播放上列陳建國遺言錄音光碟,經本院准予當庭播放,並准由陳建國之妹陳玟瑾補充意見,而錄供在卷,當日蒞庭之檢察官亦代表偵查檢察官向陳建國家屬致歉。復經本院於上列被告陳建國竊盜案件中檢視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27048號偵查卷內之監視器畫面光碟而作成摘要附卷,該摘要內容顯示,告訴人張曉娟指稱陳建國於102年6月27日又再度前往全家便利商店購買遊戲點數300點時之衣著、特徵,均與102年6月26日23時36分許時段在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福德街口7-11商店消費錄影內容之男子較為相似,且102年6月26日23時26分許在全家便利商店錄影內容中之男子與102年6月26日23時36分許時段在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福德街口7-11商店錄影內容中之男子,二者所戴之鴨舌帽顏色不同,且鴨舌帽前方,全家便利商店有圖案,7-11商店無圖案,依該案告訴人張曉娟、被告陳建國分別提出之上列電子發票時間記載,係在同時(僅差3秒)於不同店所為之消費,故若統一超商(即7-11商店)之男子與該案被告陳建國較為相似,則於全家便利商店之男子,應即非該案被告陳建國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審易字第1259號案件勘驗光碟摘要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24頁),復經本院調閱本院103年度審易字第1259號刑事卷宗查明屬實。」,本件絕對不是單純以被告後來不能成立犯罪即提出彈劾,而是這件員警在移送報告中有明顯誤載,且重要的關鍵超商監視器畫面,經過檢察官在偵查中履次函催,才被員警在起訴(3月27日)前一天送到地檢署(3月26日),這在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國易字第19號民事判決指出:「承辦員警粘峻碩確有將隨案檢送新北地檢署之系爭偵查卷第17-19頁照片時間誤植為102 年6 月27日20時37分至38分許之疏失;又承辦員警粘峻碩、黃嘉和另有於102 年10月9 日將陳建國函送新北地檢署時,漏未檢附系爭全家超商錄影畫面,經檢方2 次催命補正,粘俊碩於103 年3月26日始檢送至新北地檢署之疏失」,也指摘清楚。
這件雖無人負擔刑責,國家機關亦經法院判決不負賠償責任,但確實存在法院明確指摘的行政疏失。員警既涉有重大疏失,監察院對此有所批評,應無可非議。這件關鍵影帶經審理中院方勘驗摘要,確實已排除了被告的嫌疑。承辦檢察官在偵查中也認為錄影畫面很重要,兩度函催員警送交地檢署。但該影帶因員警疏失,遲至本件起訴前一日始送達地檢署,隔日旋即起訴。監察院認就此部分檢察官起訴,其偵查作為恐未經充分調查,並未基於客觀性義務就全部有利不利證據斟酌,因而涉有違失部分,有評論認為會課以日理萬機的檢察官過重注意義務。本所無意苛求司法人員如此重責,身分上也不便評論,但感念檢察官在刑案中對家屬的致意,與檢察長官後續對於家屬表示之關切與慰問,其餘均留待社會公評討論。






CY.GOV.TW

有關「據訴,陳建國被誣指竊盜案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2018年5月2日 星期三

辯論主義:違約金、折舊率、損益相抵、與有過失

(契約法)違約金屬於雙方合意簽署之契約條款所述的違反效果,如何顯然過高或不合常情而應酌減,自然是當事人應主張且舉證的事項,法院不應職權探知而逕行酌減。
(侵權法)適用「折舊率」與「損益相抵」之結果,將直接影響「損害賠償範圍」或數額,而核定損害賠償之數額乃法院職權酌定事項,且為法院已知之事理(物品會折舊、損益必須相抵),所以法院可不待當事人主張而職權探知並為裁判。
(侵權法)比較有爭議的是,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參照)。
惟如本文作者所述,民法第217條之規範目的為「公平分配損害責任」,並賦予法院認定被害人與加害人間責任輕重或比例之裁量權,亦為當事人請求損害公平分擔之抗辯權,並 #非基於損害填補法理之規範(當事人責任比例僅為損害額之分配算式)。故法條規定「法院得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係指法院有依當事人間之責任比例,決定分配損害賠償額之裁量權。此裁量權行使之前提,應在當事人提出被害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後,始得為之。
也就是說,法院不應職權探知被害人「與有過失」,逕行過失相抵,而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才是。
【判決分析】民事訴訟法 – 辯論主義
🔎 民法第217條「與有過失」、第252條「違約金酌減」及第216之1條「損益相抵」與民訴「辯論主義」之釐清 🎖️
一、重要爭點:
🔹 Q1:法院於車禍案件審理中,發見被害人亦有違反交通規則,同為本件事故之共同原因。法院得否於當事人均未主張「被害人與有過失事實」情形下,依職權逕行「過失相抵」之裁判?
🔹 Q2:法院得否就當事人均未提出「違約金過高」之情況下,依職權逕行「違約金酌減」之裁判?
🔹 Q3:法院審理車輛維修費用賠償案,賠償義務人並未提出有關「折舊率」之抗辯,法院得否依職權逕行「扣除折舊率」之裁判?
🔹 Q4:原告(員工)以被告(公司)未據實申報伊之月投保薪資,向被告請求「勞保老年給付差額之賠償」。然被告就前開請求並「未」提出民法第216之1條「損益相抵」規定之抗辯,法院得否依職權予以扣除「原告因此受有未付對應保費之利益」?
二、判決要旨:
🔸 Q1:法院於車禍案件審理中,發見被害人亦有違反交通規則,同為本件事故之共同原因。法院得否於當事人均未主張「被害人與有過失事實」情形下,依職權逕行「過失相抵」之裁判?
(1) #本院認為(台南地院):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參照)。
#引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
又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換言之,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
#說明規範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公平。
#過失相抵規定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消滅。
#故認裁判上得職權斟酌。
(2) 本院審酌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被害人未靠右側行駛,於穿越交岔路口時,未注意左右確無來車之情形下貿然跨越道路,均為本件車禍發生之共同原因,認被告與被害人就本件車禍之發生各負一半之過失責任。則被害人得向被告請求之損害賠償,應依此比例減輕之,即被告應賠償被害人為652,517元(0000000÷2=652517,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院職權審酌被告與被害人應各負一半之過失責任。
🔸 Q2:法院得否就當事人均未提出「違約金過高」之情況下,依職權逕行「違約金酌減」之裁判?
(1)#本院認為(最高法院):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所明定,此規定乃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
#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事實應負主張及舉證責任。
(2) 是以違約金之約定,既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應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而為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
#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與私法自治原則。
#故違約金過高事實須由債務人主張與證明法院始得審酌。
(3) 本件上訴人台灣潤霸公司始終否認就系爭專利商品,有在中國大陸地區重複授權柏馬公司產銷之違約情事,似見其迄未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有所主張及盡其舉證之責任。果爾,#原審 未待兩造就該是否「過高」之事實,為攻擊防禦之辯論,逕依職權酌減上訴人劦鵬公司所得請求違約金之數額,已屬可議。
#駁斥原審不得逕依職權為金額酌減。
🔸 Q3:法院審理車輛維修費用賠償案,賠償義務人並未提出有關「折舊率」之抗辯,法院得否依職權逕行「扣除折舊率」之裁判?
(1) #本院認為(桃園地院):至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言詞辯論時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辯駁上訴人請求之汽車修復費用應扣除折舊,依民事訴訟法採取之辯論主義,自應依上訴人實際支出之修復費用8萬9,852元論列損失云云。惟按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前項事實,雖非當事人提出者,亦得斟酌之,民事訴訟法第278條定有明文。
又原告主張之事實,被告不為爭執或自認,僅免除原告之舉證責任,若原告之請求於法不合,法院仍應依職權予以審酌而駁回其請求。查系爭汽車於本件損害事故發生時(即99年7月22日)之原狀,確係存有上開折舊之情事,此核屬於法院已顯著之事實,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或舉證,而於修復時係以新零件更換有折舊情事之舊零件,亦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說明,於以修復費用為估定回復原狀所須費用之標準時,自應於零件費用部份扣除折舊,始符損害賠償係回復損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之法理,上訴人前揭所辯,尚難憑採。
#系爭汽車存有折舊情事核屬於法院已顯著之事實。
#故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或舉證。
#扣除折舊率始符合損害填補法理。
🔸 Q4:原告(員工)以被告(公司)未據實申報伊之月投保薪資,向被告請求「勞保老年給付差額之賠償」。然被告就前開請求並「未」提出民法第216之1條「損益相抵」規定之抗辯,法院得否依職權予以扣除「原告因此受有未付對應保費之利益」?
(1) #本院認為(高等法院):再按損害賠償,係以填補所受損害為目的,則因發生損害之原因事實,使被害人同時受有利益者,計算被害人之總財產額有無減少之際,即不能不計入其所受利益,於加減後猶有不足者,其不足額始屬實際所受損害,故損害賠償之債權人因為發生損害之原因事實受有利益者,如就其所受損害之全部請求債務人賠償,反將受不當之利益,故於定損害賠償之範圍時,應由所受損害扣除所得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一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即為損益相抵之明文規定。
#說明損害賠償係以填補損害為目的。
#進行損益相抵後始為實際所受損害之範圍。
(2) 損益相抵既為計算損害賠償之範圍,於以金錢賠償時,即得互為扣除以確定賠償範圍,債權人請求以金錢賠償損害時,倘有損益相抵情事,法院應無待債務人抗辯,得依職權予以扣抵。
#倘有損益相抵情事法院應無待債務人抗辯得職權扣抵。
(3) 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申報再審原告之月投保薪資時以多報少,致再審原告之(勞保)老年給付短少而受有損害,惟再審原告亦因此短報投保薪資之行為而分擔較少之保險費,勞工保險局既無可能按再審原告實際月投保薪資補發老年給付予再審原告,自無要求再審原告補足保險費差額之權利,故再審原告請求再審被告賠償老年給付差額之同時,因無須支出較多之保險費而受有利益,自應從再審原告得請求再審被告賠償老年給付差額中扣除少付保險費之利益,核諸前揭說明,並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八條、最高法院六十年台上字第二0八五號判例、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一規定顯有錯誤之情形。
#查被告申報原告之月投保薪資有以多報少情形。
#致原告之勞保老年給付短少而受有損害。
#惟原告亦因此短報行為而分擔較少之保險費。
#應自原告得請求賠償老年給付差額中扣除少付保費之利益。
三、筆者分析 🖊
(1) 民事訴訟上所謂「辯論主義」或稱「不干涉主義」,係指裁判上關於事實之主張及證據之聲明,應由當事人為之,法院不得依職權斟酌當事人所未主張或提出之事實的法則。詳言之,即法院僅得依據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其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審判基礎之謂也。法院不得將當事人所未聲明之利益歸於該當事人,亦不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對於當事人間不爭執之事實,無須得有心證,即得據為裁判之基礎。我國民事訴訟法之一般判決程序以採「辯論主義」為原則,「職權探知」為例外。
(2) 按典型的完全法條規範結構,含「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前者在訴訟上為「主要事實」,依辯論主義應由當事人主張及舉證,後者則於法院審酌主要事實後,依所得心證為之裁判。是如,法律規範賦予法院 #裁量權限者,即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及同法第252條規定:「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應如何具體酌定,屬法院職權範圍與事項。
(3) 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指出:「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換言之,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
(4) 承上判例意旨,無非以「可使請求權消滅之法律效果」及「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為由,充為法院毋庸適用辯論主義之例外。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所謂有利於己之事實,實務及通說採 #權利規範理論,將實體法上之規範區分「基本規範」及「對立規範」。又消滅規範,乃屬對立規範之一種,乃實體法上使已發生權利歸於消滅之相關規定,如清償、抵銷等,基本規範獲證明後,主張對立規範存在之人,即應負主張及舉證之責任。民法第217條「與有過失」規定,乃使他方實體上請求權一部或全部消滅之抗辯權,當屬於消滅規範之列,自應由當事人主張及舉證。
(5) 參前開🔸Q2 引述之案例,民法第252條亦是以「謀求公平」及「契約正義等值原則」為基礎,於法律賦予法院得核減違約金之職權。惟本判決指出,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始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相較於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所指「謀求公平」以外,違約金酌減更有「契約正義等值原則」之考量,尚須適用辯論主義待當事人提出後法院始得審酌,該判例以實體上「謀求公平」為法院職權探知之理由,非無疑義。
(6) 再參前開🔸Q3 引述之案例,法院職權扣除原告請求之汽車修復費用折舊部分,係以系爭汽車存有折舊情事屬於民事訴訟法第278 條「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故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或舉證,且就「計算損害賠償範圍」應適用之「損害填補」法理(以下將有說明),以新品換舊品,應以折舊率計算扣除之為必要,法院職權介入,洵屬的確。
無獨有偶,於前開🔸Q4 案例中,原告請求「勞保老年給付差額之賠償」,法院未待被告以民法第216-1條損益相抵資為抗辯,而逕行就原告因此短繳之保費予以扣除,其上位概念同為「損害填補」法理,而此「計算損害賠償之範圍」屬法院職權範圍,已如前述。
(7) 自以上兩則判決得知,適用折舊率與損益相抵之結果,將直接影響「損害賠償範圍」或數額,而 #核定損害賠償之數額乃法院職權酌定事項。又損害填補法理乃 #填不逾損,#無損則無填補。」故民法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此減少之價額、同法216-1條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皆為表率。
(8) 核民法第217條之規範目的為「公平分配損害責任」,並賦予法院認定被害人與加害人間責任輕重或比例之裁量權,亦為當事人請求損害公平分擔之抗辯權,並 #非基於損害填補法理之規範(當事人責任比例僅為損害額之分配算式)。故法條規定「法院得減輕或免除賠償金額」,係指法院有依當事人間之責任比例,決定分配損害賠償額之裁量權。此裁量權行使之前提,應在當事人提出被害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後,始得為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所持見解,乃以與有過失規定之法律效果(果),作為法院得職權探知被害人與有過失事實與否(因)之理由,顯有倒果為因之嫌,殊值商榷!
(9) 前開判例所謂與有過失之制度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亦有其理,且被害人與有過失行為常與加害人行為有密切關聯,法院於審理過程中勢難避免有發現被害人與有過失情形,但此時法院較適宜之作法,應以依民事訴訟法第278條第1項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職務上已知者,再依同條第2項,使當事人有表示意見或辯論之機會,不得逕行裁判,法官適當公開心證或闡明,俾符合程序公平;若在訴訟上當事人陳述之事實中已見端倪者,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發問或曉諭當事人為事實或法律上之必要陳述與聲明。
(10) 查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例產於民國89年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修法前,其修法理由:「適用法律固屬法官之職責,惟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究應適用何種法律,往往影響裁判之結果,為防止法官未經闡明逕行適用法律而對當事人產生突襲性裁判,除令當事人就事實為適當陳述及辯論外,亦應令其就法律觀點 為必要之陳述及作適當完全之辯論。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以資適用。」以此沿革相論,上開判例自然無前述修法理由,已重新審思之情,附此序明。
四、官方筆記:
(一)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94年度訴字第1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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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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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簡上字第2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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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等法院97年度勞再易字第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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